如何在 21 世纪活出圣经的挑战？| 基督徒为何必须参与政治和社会？| 斯托得揭示基督徒改变社会的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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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观点：基督徒改变社会的行动力》作者：
约翰·斯托得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之一，被誉为“福音派的教皇”（尽管他本人极其谦卑，定会拒绝这一称呼）。他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并长期担任伦敦朗格姆广场诸圣堂（All Souls Church, Langham Place）的牧师，后成为该教会的荣休牧师。

斯托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牧者和布道家，更是一位思想深邃的神学家和作家。他一生致力于推动“洛桑运动”，主起草了著名的《洛桑信约》（The Lausanne Covenant），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福音派教会对“传福音与社会责任”双重使命的认同。他创立了“朗格姆布道团”（Langham Partnership），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培养圣经教师和传道人。

他的著作等身，超过50本，其中《真理的寻索》（Basic Christianity）和《基督的十字架》（The Cross of Christ）被视为现代基督教经典。斯托得均以其清晰的逻辑、严谨的解经和温和的学者风范著称。他终身未婚，将全部精力奉献给神和教会。2005年，他被《时代》周刊评为“世界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什么是“以此为念”的基督徒——既忠于圣经真理，又切切关怀现代世界。

《C型观点：基督徒改变社会的行动力》金句：
我们不能把耶稣基督仅仅局限在宗教的领域里，祂是全地的主，祂的主权涵盖了生命的所有层面。

真正的属灵不是逃避世界，而是以此为念，带着爱与真理深入其中，像盐防止腐败，像光驱散黑暗。

只要社会还有腐败，我们就不能推卸责任；如果肉因为没有盐而腐坏，我们能怪肉吗？难道不该怪盐没有发挥作用吗？

双重聆听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留心听神的话语，以此获得真理；也要留心听世界的呼声，以此了解处境。

上帝不只是关心教会的上帝，祂也是关心万国的上帝；祂不只关心灵魂的得救，也关心社会的公义。

我们的呼召不是去建立一个地上的乌托邦，因为那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的呼召是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活出天国的价值观。

人权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神的恩赐；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才是人类尊严不可动摇的基石。

工作不是亚当犯罪后的咒诅，而是神创造时的祝福；在工作中，我们成为了神的同工，参与管理祂的世界。

贫穷不仅是缺乏物质，更是缺乏机会和尊严；神对穷人的偏爱呼唤我们不仅要施舍，更要追求制度的公平。

地球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只是客旅和管家；我们无权为了这一代的贪婪，而剥夺下一代生存的资源。

简朴生活不是为了苦修，而是为了自由；是为了让我们从物质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去更丰富地爱神爱人。

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是“Shalom”——一种充满正义、和谐与整全的生命状态。

种族主义不仅是社会的毒瘤，更是神学上的异端；因为它否认了全人类同出一源的创造真理，也否认了万族同归于一的救赎终局。

真理如果没有爱，就是冷酷的教条；爱如果没有真理，就是盲目的情感。基督徒的见证必须是真理与爱的完美结合。

我们必须区分“愤怒”与“仇恨”。对罪恶的义怒是神圣的，但这动力应当转化为对他人的爱和改变现状的行动。

沉默不是中立，在面对明显的不公义时，沉默就是同谋。

领袖的本质不是特权，而是服务；不是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发号施令，而是像耶稣一样弯腰为人洗脚。

只有当我们愿意弄脏自己的双手，深入到受伤的人群中时，我们才能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真正地爱邻舍。

基督徒的盼望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基于基督复活的确据；这盼望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有力量坚持行善。

我们不仅要是听道的人，更要是行道的人；因为世界不看我们说了什么，而看我们做了什么。

《C型观点：基督徒改变社会的行动力》问答：
问题：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基督徒参与社会行动的神学基础是什么？ 答案：基础在于神的属性和旨意。神不仅是救赎主，也是创造主和审判者，祂关心全人类的福祉和社会的公义。因此，基督徒的社会关怀不是传福音的附加品，而是效法神、爱邻舍的必然表现，是信仰的实践延伸。

问题：面对复杂的社会议题，基督徒如何避免“逃避”与“同化”这两种极端态度？ 答案：基督徒需要建立基于圣经的“双重身份”意识：既是“在基督里”的圣徒，又是“在世上”的公民。通过“双重聆听”（Double Listening）——既聆听神的话语（圣经），又聆听世界的呼声，以此找到真理在当下的切入点，既坚持原则又切合处境。

问题：斯托得提出的“创造、堕落、救赎、终末”四重框架如何帮助我们构建社会伦理？ 答案：创造论肯定了物质世界和人权的价值；堕落论让我们对人性和社会结构持现实批判态度，不迷信乌托邦；救赎论给了我们改变现状的动力和希望；终末论教导我们耐心，知道完美的正义只能在主再来时实现，从而避免急功近利或绝望。

问题：在多元主义盛行的今天，基督徒应如何有效地在公共领域见证真理而不被视为强制？ 答案：应采取“劝说”而非“强制”的途径。依靠理性的辩论、道德的示范和生命的见证来赢得人心。尊重他人的自由，但同时自信地宣讲神的律法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益处（Common Good），并以服务者的姿态参与公共事务。

问题：针对核武器与现代战争，斯托得提出的“核和平主义”立场有何核心论点？ 答案：核心论点是核武器具有不可控和无差别的毁灭性，这违背了“正义战争”中关于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以及手段与目的相称的原则。因此，虽然完全单边裁军有困难，但使用核武器在道德上永远是无法辩护的，基督徒应致力于和平与裁军。

问题：如何从“管家职分”（Stewardship）的角度回应基督教导致生态危机的指控？ 答案：圣经中的“治理”并非赋予人类任意妄为的权利，而是受托管理的责任。地球的所有权属于神，人类是租客和管家。真正的治理是像神爱护受造物那样去保护、开发和保养地球，而非剥削和破坏。

问题：面对全球贫困，基督徒除了慈善捐赠外，还应关注哪些结构性问题？ 答案：应关注国际贸易的不公、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以及富裕国家的生活方式。斯托得呼吁通过公平贸易（Fair Trade）、债务减免和简化生活方式（Live Simply）来从根本上回应贫困，因为贫困往往是制度性不公义的结果。

问题：人权的基督教根基是什么？为何说没有人神的形象，人权就缺乏稳固基础？ 答案：人权的根基在于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一神学事实赋予了所有人——无论其种族、性别、能力——不可剥夺的尊严和价值。若没有人是神所造这一前提，人权就可能沦为社会契约或政府的恩赐，随时可能被剥夺。

问题：在工作伦理上，如何理解工作是“与神同工”而非仅仅是谋生手段？ 答案：神自己是工作的神（创造与护理），人按神形象被造，因此工作是人的尊严所在。通过工作，人类开发潜能、服务邻舍、管理世界，这是在参与神对世界的护理过程。因此，所有正当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呼召。

问题：圣经关于种族多样性的教导如何挑战当今社会的种族主义？ 答案：圣经教导全人类同出一源（亚当），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且终末的图景是各族各民在宝座前敬拜。这表明种族多样性是神的创造美意，而非诅咒。任何种族优越感都是罪，教会必须率先活出种族和解与平等的见证。

问题：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基督徒实践“简朴生活”的属灵意义和社会意义是什么？ 答案：属灵上，简朴帮助信徒摆脱物质的捆绑，在神里面得着知足和自由；社会上，简朴是为了与穷人认同，并释放出更多资源用于福音和社会公义事工，是对贪婪文化的有力反文化见证。

问题：斯托得如何处理男女“平等”与“角色差异”之间的张力？ 答案：他主张“本体上的平等”与“功能上的互补”。男女在神面前有完全同等的尊严和价值，但在创造秩序和家庭、教会的某些角色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为了压制，而是为了通过爱的领导和顺服，实现更完美的合一与协作。

问题：关于同性恋议题，区分“倾向”与“行为”对于牧养有何重要意义？ 答案：这种区分既坚持了圣经反对同性性行为的真理立场，又为同性恋者保留了接纳与关怀的空间。它表明同性恋倾向本身虽是堕落世界的产物，但不等于个人犯罪；教会应接纳有此倾向的人，帮助他们在圣洁和群体支持中过得胜的生活。

问题：在生命伦理（堕胎与安乐死）上，基督徒应如何维护“生命的神圣性”？ 答案：必须坚持生命的主权在于神。生命始于受孕，终于自然死亡。堕胎是剥夺未出生者的生存权，安乐死是僭越神的主权。基督徒应通过提供实际的关怀（如临终关怀、未婚妈妈援助）来体现对生命的尊重，而非仅仅停留在道德谴责上。

问题：斯托得心目中的“基督徒领袖”应具备哪些核心特质以应对时代的挑战？ 答案：应具备清晰的异象（Vision，能看到神所看到的）、勤奋的行动力（Industry，愿意付代价）、坚韧的毅力（Perseverance，面对挫折不放弃）、服务的精神（Service，以爱服侍而非辖制）和属灵的纪律（Discipline，保持与神的亲密关系）。

《C型观点：基督徒改变社会的行动力》摘要：
本书是已故福音派领袖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的代表作《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集中回应基督徒在现代社会中必须面对的公共、社会与个人议题。全书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种“基督徒的世界观”（Christian View）——既忠于圣经启示，又真实进入当代处境。斯托得反对基督徒逃避世界的属灵化倾向，也警惕为迎合时代而牺牲真理的同化路线，呼吁信徒以“盐和光”的身份，带着真理与爱参与社会。

在第一部分，斯托得说明基督徒参与社会的神学基础。他指出，历史上的福音派并非一向忽视社会责任，18、19世纪如卫斯理和威伯福斯正是社会改革的重要推动者。20世纪初的“退缩”只是暂时偏离。自洛桑会议以来，福音派重新确认传福音与社会关怀同属基督使命。社会行动不是福音的工具，而是基督之爱的自然结果。为此，基督徒必须建立“基督徒的心智”，以创造、堕落、救赎和终末四大框架来理解世界，既不乌托邦式乐观，也不犬儒式悲观。

第二部分聚焦全球性危机。面对战争与核武器，斯托得在反思“正义战争论”的基础上，倾向于核和平主义，认为核武器的无差别毁灭性在道德上难以辩护。关于环境问题，他强调人类并非掠夺者，而是受托的管家，应以简朴生活回应生态危机。在贫困与发展议题上，他指出贫穷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公义问题，呼吁从结构层面修复不公。人权的根基则在于“神的形象”，这使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

第三部分讨论社会生活。斯托得将工作视为神圣呼召，认为失业之所以残酷，是因为它剥夺了人服务他人的尊严。在商业伦理上，他主张利润必须服从于公义与服务。面对种族问题，他从创造与终末的角度坚决反对歧视，呼吁教会成为和解的见证。针对消费主义，他提出简朴、知足与慷慨作为属灵操练和社会见证。

第四部分进入个人伦理领域。斯托得坚持男女尊严平等但角色互补的立场，重申圣经对婚姻的盟约性理解。在堕胎与安乐死问题上，他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呼吁以关怀与替代方案回应真实困境。对于同性恋议题，他区分倾向与行为，坚持圣经原则，同时要求教会以真实的爱与牧养同行。

结论中，斯托得呼吁兴起新一代平信徒领袖，在各行各业中以清晰的信念、谦卑的行动和持久的盼望，见证基督的国度，直到主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