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意產業》危機與轉機：檳城喬治市「活態遺產（Living Heritage）」的治理機制與地方創生（程雨萍博士研究）

Описание: 【文化經濟+創意產業｜Note】
　程雨萍博士探討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George Town）如何透過「活態遺產」（Living Heritage）的保存概念，建構出一套有別於傳統博物館式保存的空間治理模式。相較於馬六甲（Melaka）由上而下的行政主導，喬治市展現了由下而上的社會資本動能。本文將分析其分區管制策略、多方利害關係人協作平臺，以及如何透過文化生態圈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帶動經濟，為臺灣的地方創生提供借鏡。

一、 前言：租屋令廢除與保存運動的興起
　喬治市與馬六甲雖同於2008年登錄為UNESCO世界文化遺產，但兩者的治理邏輯迥異。馬六甲擁有五百年的歷史縱深，其治理傾向「由上而下」（Top-down），將城市視為博物館進行標準化管理；反觀喬治市，其核心歷史約兩百年，保存運動的興起具有強烈的民間自發性。

　根據資料指出，喬治市申遺的關鍵轉折點在於西元2000年「租屋令」（Rent Control Act）的廢除。該法令原旨在保護低收入戶，廢除後導致大量歷史街區面臨發展商拆除改建的威脅。由於鄰國新加坡在獨立後拆除舊港口街區導致文化紋理斷裂的前車之鑑，檳城民間組織（如檳城古蹟信託會，PHT）意識到危機，遂推動申遺以作為說服政府與發展商保留建築的籌碼。此一背景確立了喬治市「由下而上」（Bottom-up）的治理基調。

二、 空間治理策略：核心區與緩衝區的彈性調控
　為了平衡文化保存與現代商業需求，喬治市採取了嚴謹的空間分區管制（Zoning），將物質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視為一體進行治理：
1. 核心區（Core Zone）： 此區域實施嚴格的用途與營建管制。建築物不得隨意變更使用名目（例如不可任意將民居轉為大型飯店），亦不可進行結構性改建，旨在凍結歷史紋理，保留原本的生活氛圍。
2. 緩衝區（Buffer Zone）： 此區域允許適度的適應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
• 具體案例說明：資料中提到，在緩衝區內，一間原本販售鞋子的傳統商店，被允許轉租給銀行或商業機構。其規範在於「立面」必須保留原貌，但內部空間（約四分之三）可進行現代化改造以符合商業需求。這種彈性機制
有效解決了老屋維護成本過高的問題。
1. 地景與功能分佈：
• 北側沿海區：多為英式殖民建築（市政廳、法院），產權多屬政府，現多轉型為展覽空間或維持行政功能。
• 中段生活區：為多元族群混居地，包含華人宗親會館（公司）、清真寺、廟宇等，是常民生活的核心場域。
• 海濱聚落：即著名的「姓氏橋」（Clan Jetties），展現了華人依姓氏聚居的海上木屋文化。

三、 活態遺產的建構：從「展示」到「生活」
　資料強調，喬治市的特質在於「活態遺產」（Living Heritage），這超越了單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核心定義在於遺產必須是「活著的」，能隨著時間演化（Evolve）並持續傳承，而非被冷凍在過去。
• 社會認同（Social Recognition）：保存的基石在於在地社群的認同。若無人願意實踐，技藝與儀式便會消失。
• 具體案例說明：檳城的節慶展現了高度的跨族群流動。例如「衛塞節」（Wesak Day）由華人與印度裔共同慶祝；「屠妖節」（Deepavali）時，印度裔會在地上繪製彩米圖騰（Kolam），其他族群亦會參與「開放門戶」（Open House）活動。這種跨文化的社會互動，是維繫活態遺產的關鍵黏著劑。

四、 治理平臺與協作機制
　喬治市的成功仰賴於一個多方協作的治理平臺（Platform），政府在此僅扮演中介者（Mediator）角色，而非絕對的主導者：
1. 喬治市世界遺產機構（GTWHI）：由州政府成立，負責遺產盤點、活動策劃及修復技術指導，是公部門與民間的橋樑。
2. 國庫控股（Khazanah Nasional）與 Think City：透過國家主權基金挹注，負責公共建設維護與指標性建築修復，提供必要的財務資本。
3. 民間社群（Civil Society）：包含檳城古蹟信託會（PHT）及各姓氏宗祠。他們早於政府介入前便開始進行田野調查與搶救工作，是保存運動的實質推動者。

五、 觀光凝視與真實生活的辯證
　在觀光發展與生活保存的拉鋸中，喬治市呈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樣態，資料中提供了鮮明的對比案例：
• 案例一：姓氏橋的雙重面貌 著名的「姓周橋」因高度觀光化，充斥著禮品店與遊客；然而鄰近的其他姓氏橋，居民仍維持著平靜的日常生活，保留了傳統的居住功能。這顯示了觀光區與生活區在同一遺產場域內的共存現象。
• 案例二：一日生活圈的文化路徑 資料提出了一套體現檳城多元文化的體驗路徑：
• 早餐：在廣式茶樓享用點心。
• 午餐：於英式殖民建築區用餐。
• 下午：品嚐在地香料調製的特色茶飲。
• 凌晨：在印度穆斯林區享用拉茶（Teh Tarik）。 此一路徑並非刻意打造的觀光動線，而是在地居民真實的生活軌跡（Foodscape），展現了由不同族群文化交織而成的城市紋理。

六、 結論：從產業價值鏈轉向文化生態圈
總結而言，傳統的地方創生常採「產業價值鏈」思維，將地方文化視為資源（Resource），意圖轉化為商品以獲取經濟利益，這容易導致文化的固化與排他性獨佔。
　檳城喬治市的案例則示範了一種「文化生態圈」（Cultural Ecosystem）的模式：
1. 優先照護社會文化生態：首要任務是維繫在地社群的連結與技藝傳承（如娘惹糕製作、工匠技藝），而非直接追求產值。
2. 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當文化生態健康且具有創造力時，經濟效益會自然產生。年輕一代接手家族技藝並進行創新，使老街區成為創業的沃土，而非僅是老人的居住地。
　這對臺灣地方創生的啟示在於，應重視建立一個具包容性的協作平臺，讓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演化，而非僅專注於硬體修復或短期的觀光行銷。

● 參考文獻：
© 程雨萍博士．研究報告《從檳城喬治市活態遺產討論地方創生》202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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