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需要補課 在延安带头反对毛江婚事的王世英后来怎样？王世英父子遭受康生，江青政治殘害的故事，告訴我們黨內鬥爭的殘酷性。烏有之鄉紀念康生逝世五十週年是文革復辟的一個值得警惕的政治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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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有之鄉在緬懷和紀念康生逝世五十週年，讓外界有當政者企圖為文革翻案的恍惚。

【题记：王世英（1905—1968），山西洪洞人，曾历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山西省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68年“文革”期间，王世英被康生和江青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他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2013年，已是耄耋之年的王世英之子王敏清在接受《环球人物》编辑部访谈时，披露了一段父亲鲜为人知的往事，以及在“文革”中经受的磨难，这对于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颇具参考价值。现摘编于此，以飨感兴趣的网友。】
（01）康生如疯狗般乱咬人
2013年，84岁高龄的王敏清谈起父亲，仍然声音颤抖，情绪激动。他说：
父亲一生践行了八个字——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几个字的分量有多重，他用生命予以证明！即便在康生、江青最得志时，他还是敢于站出来唱反调，而不是阿谀奉承！
王敏清曾对父亲在“文革”中生不如死的遭遇百般不解，多次刨根问底，父亲始终沉默。直到王世英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机会时，才把康生的劣迹，他同康生、江青的斗争讲给儿子听。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按党中央指示，他潜入阎锡山部队，从事秘密兵运活动。1933年，王世英被安排进入中央特科情报科，协助潘汉年工作。在潘汉年被迫撤离上海后，他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代理负责人。
1934年12月，白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武装“红队”被敌特侦破，大部分队员被捕牺牲。王世英迅速重组“红队”，成功地在被特务包围的剧场击毙叛徒，营救了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
1935年，王世英与战友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及时转移了近500名滞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重要的领导。
1938年，王世英结束了在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白区工作，携全家调回延安。然而，他却感觉到了党内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王敏清说：
从白区回来的同志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驱逐出根据地，有的不被信任，不被安排工作，就连父亲也被冷落在招待所不给工作。他对此迷惑不解。父亲提出要见毛主席，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谈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康生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王世英看到大批好同志遭受诬陷迫害，便写报告为已经定性为特务的同志进行申诉，还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党籍来担保。王敏清说：
听父亲讲，当时有两位同志余宗彦、周峻烈已经在高压下被逼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但父亲还敢站出来为他们担保，这一下触怒了康生。康生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指着父亲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还在党校干部大会上，指使人污蔑父亲是特务。
父亲只是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回来跟我母亲讲，康生真不是东西，像疯狗一样乱咬人。父亲的性格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也不辩驳。
后来，毛主席叫父亲过去，说“世英，听说有人说你是特务？”父亲回答“主席，我是不是特务，十年以后再看！”主席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后来，父亲把“真金不怕火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勉励自己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越是诬陷、刁难，他越是干劲十足。”
1962年，王世英与康生的矛盾再次激化。当时，康生诬陷国家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了监狱。
王世英得知后，立即去向康生说明情况，说：“王超北在抗战时期在我手下工作，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最困难时，人家把电台等奇缺物资运到延安，现在不需要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太伤同志的心了。”但是康生却毫不理睬。为了保护同志，王世英继续与康生斗争，并多次给中央组织部写材料。康生很生气，双方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王敏清说：
听父亲说，康生就是个两面三刀的人。在公共场合，康生每次都主动跟父亲打招呼；他还曾指着自己家里私藏的文物对父亲说，世英，你看哪件好就拿走。想拉拢父亲，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父亲说“这家伙阴险，表面上见我笑呵呵的，其实对我恨之入骨。”
（02）“文革”中历经磨难
与康生的斗争还在继续，另一人又闯进了王世英的视野：1938年，延安传出毛江结婚的消息。王世英曾是上海特科的领导，对江青在上海的过往比较了解。为保险起见，王世英跑到中央大礼堂去找江青，远远一看，就是上海那个！没错！王敏清说：
父亲发动中央党校的很多朋友和知道江青内情的人，联名上书毛主席。有些远在上海的同志，父亲还帮他们按手印，把自己的十个手指头，都按了个遍。联名上书，报告递交给了张闻天。张闻天一看这么严重，报告给了康生。因为康生当时在社会调查部，负责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他说江青政治没有问题，就不了了之。
王世英没有料想，在十年“文革”中，自己竟深陷浩劫，历经磨难。王敏清说：
那是最不堪回首的日子，造反派闯进我家，大喊“王世英！站起来，交待你的罪行！”后来就冲父亲脸上啪啪地挥巴掌……还有所谓的“车轮战”，白天晚上不让你睡，怎么难受就怎么折磨你。
1967年10月4日，专案组派人把王世英揪到中监委进行批斗，不让他回家，关在中监委的一间小房间里。为了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江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与此同时，王世英家又被抄了，而且抄得很彻底，连屋顶都翻了。家里的存款、书籍、手表等贵重物品被一掠而光，暖气和自来水都停止了供给。
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写下这样一篇日记：
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打也打不倒。要经得起考验。
2月15日，王世英病情恶化，住进了日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为在押重犯，没有任何自由，经常在病房内遭到审讯和人身侮辱。
2月17日，王世英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
到今天了，还有人说我们与敌人勾结，无非是想把过去保存下来的一些关系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饰他们过去的罪恶罢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案组还硬逼着他写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
1968年3月23日，他还向看守他的两名军人喊：“康生有问题！”直到临终前，王世英在插着氧气、输着液的情况下，仍遭到审讯。
1968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终年63岁。
（03）五进五出中南海
王敏清1929年出生，5岁起就跟着做地下工作的父母，过着惊险而动荡的生活。他在延安读中学，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考入山西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医院工作，当时这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基地。王敏清说：
我去北京医院没多久，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北京医院还有图书馆，我想抓紧时间学习。另一方面，听说是去为毛主席服务，能见到主席，特别激动！党叫干啥就干啥！
1954年，王敏清进入中南海保健组，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开始他只是机动保健医生，随领导人出访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除此之外，还负责杨尚昆、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1957年春，“反右”斗争日益高涨，中南海保健处医生全部被调回北京医院参加运动。王敏清结束了第一次进中南海的经历。
但没过多久，1959年，他又被“特招”到江青身边做保健医生。那是王敏清最艰难的一段工作经历，他说：
当时就知道江青不好伺候，但她和父亲的恩怨我完全不知道。江青怕声音、怕风、怕光，住的地方白天都拉着窗帘，我们在地毯上走都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让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她是越没事干越烦躁，总觉得周围有声音。
王敏清并没有觉察到江青对自己的怀疑和仇视。只是觉得每次给江青用药、打针，她都问得特别仔细，为什么给我用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万一有问题了怎么办？非常地不信任。但给其他领导，比如杨尚昆、邓小平等就不一样，说打针、吃药，问都不问，马上配合。为江青服务半年后，王敏清被江青无理由地赶了出来。
1962年，王敏清第三次走进中南海，任邓小平的保健医生。两年后，毛主席批评负责高级干部保健的北京医院是“老爷医院”，同时撤销了中南海保健组，王敏清等医护人员都回到了北京医院。
保健组撤销后，党政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和小病治疗十分不便，又容易延误诊疗。于是，王敏清临危受命，1965年第四次走进中南海，担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
不久“文革”开始，杨尚昆、邓小平等人相继被打倒，其父也被残酷批斗。王世英病重期间叫来儿子，说想见周总理。王敏清说：
父亲说好多事情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我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继续揭露康生的问题及他迫害父亲的阴谋。不料这封信却辗转落到了康生手中，结果不但父亲未能幸免磨难，自己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当了13年的反革命，被发配到宁夏荒无人烟的一个曾关押犯人的地区劳动改造。但一直牢记父亲说的为人处世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至于你们怎么说我，不去想，否则别说13年，三天我都熬不过来，多少人受不了屈辱而自杀。
平反时，王敏清已成为一位两鬓挂白的中年人。中央出于信任，仍任命他为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卫生部保健局局长。1983年初，他第五次走进了中南海。王敏清说：
现在想来，命运是如此弄人，全国有千万个医生、博士、专家，偏偏我做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伴君如伴虎啊。第五次进中南海，我也同时向组织表态，请组织尽快物色更好的人，有了我就马上下来。可是谁知道，这一干就干到离休，并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