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昌拿聯邦最高法院判例開轟 林志潔：美國大法官人數足夠沒被封殺❗️——拿錯類比、掩蓋真因、轉移責任：民眾黨式「引用權威」為何反而暴露反民主操作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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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昌拿聯邦最高法院判例開轟 林志潔：美國大法官人數足夠沒被封殺❗️——拿錯類比、掩蓋真因、轉移責任：民眾黨式「引用權威」為何反而暴露反民主操作的套路

立法院去年以強勢方式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把憲法法庭評議的人數門檻拉高，結果在大法官人數不足的情況下，憲法法庭陷入空轉，許多待審案件無法有效推進。日前憲法法庭宣判該修正案違憲失效，使憲法法庭得以恢復運作，並重新回到審理待審案件的軌道。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高度關注，正因為它不是單一法條的技術爭議，而是直接牽動人民憲法救濟權、權力分立與國會是否尊重司法制度運作的基本問題。

在憲法法庭宣告修正案違憲後，民眾黨主席黃國昌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案件作為例子，主張「人數不夠，就不能進行實質審理裁判」。他舉出一件著作權案件：九名大法官中有五名自行迴避，剩下四名未達「至少六名大法官」的門檻，因此只能維持下級審判決，而無法實質審理。他進一步宣稱法令規範不應浮動，也不應因案設事，並援引相關聲明批判引用失當、掏空憲法、形成憲法惡例。

對此，學者林志潔指出，美國與台灣的情境完全不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數充足，並不存在提名遭立法部門惡意封殺而導致長期不足額的問題；且美國最高法院的職能不只限於憲法爭議，也包含其他多種類型案件上訴，制度功能與設計背景不同。反觀台灣，因大法官提名遭國民黨與民眾黨聯手兩度封殺，憲法法庭才會在不足額狀態下空轉一年、無法運作。此外，憲法訴訟法制定時並未預想「非迴避但長期缺席」這種情況，若法律沒有明文，就應回到會議運作的基本原理與一般會議規範的處理方式。依會議規範的精神，連續兩次會議因缺席不足額而流會後，第三次若實到人數達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得以實到人數開會。由此觀之，五位大法官開會評議，亦符合議事程序的基本要求。

以上脈絡已經足以勾勒出本案真正值得討論的重點：黃國昌不是在「補足制度常識」，而是在「錯置制度類比」；不是在「守護法治穩定」，而是在「掩蓋政治責任」；不是在「捍衛審理正當性」，而是在「對外輸出一套削弱憲法法庭正當性的敘事」。這三點，正是必須對黃國昌嚴厲批判的核心。

一、拿美國判例當大旗，卻忽略最關鍵差異：美國是偶發迴避，台灣是人為癱瘓

黃國昌引用美國最高法院的案例，看似在談「程序嚴謹」與「門檻尊重」，但這個類比從一開始就失焦。美國案例的本質是「利益衝突而迴避」導致個案審理人數不足。這是一種制度內建的自我約束機制：為了避免偏頗，所以迴避；迴避人數多，個案就可能以維持原判方式結案。這種情況的政治含義是「維護公正」而非「阻止法院運作」。

台灣的問題恰恰相反：不是「個案迴避造成一時不足」，而是「政治封殺造成長期不足」。當立法部門以政黨利益為優先，反覆封殺提名，讓憲法法庭陷入長期不足額、無法審理，這不是程序自我約束，而是政治對憲政制度的扼喉。把「偶發迴避」等同於「政治封殺」的後果，是把責任從施加阻斷的人身上移開，改怪制度自己「不夠人」，再順勢宣稱「不夠人就不能判」。這不是法理推演，而是政治洗白。

更重要的是，黃國昌把「門檻」說成不可觸碰的神聖原則，卻刻意迴避門檻被調高的背景：那個門檻正是藍白在爭議程序下硬推通過的修法成果，且客觀效果就是讓憲法法庭停擺。當一個政治人物先參與或聲援造成停擺的制度改造，再回頭說「停擺是因為門檻不能破」，這種論述不是一致性，而是典型的「先製造困境、再用困境合理化自身目的」。這就是政治操弄，而非法律原則。

二、黃國昌口中的「法令不應浮動」，實際上是把憲法法庭綁死在藍白製造的陷阱裡

「法令規範不應是浮動的」聽起來像在捍衛法治，但放回本案情境，就會發現其真正功能是：要求憲法法庭接受一個被宣告違憲的制度枷鎖，永遠無法解套。當修法本身被判定違憲，意味著它在憲政秩序中的正當性已經破產。此時仍堅稱「必須按那套門檻走，否則就不算判決」，等於是否認憲法審查的功能，否認憲法法庭作為憲政守門人的角色。

法治的核心不是「僵硬服從任何文字」，而是「在憲法框架下合理運作」。憲法法庭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權力分立中矯正其他權力部門的違憲行為。若立法院用不透明或粗糙的方式改變遊戲規則，讓憲法法庭失能，憲法法庭若仍被要求乖乖躺平，這就不是法治，而是立法權對憲政秩序的挾持。黃國昌的論述表面上在談「規範穩定」，實質上是在要求司法自廢武功，讓藍白得以用修法鎖死憲法審查。這就是反民主。

三、林志潔點破的不是「學術優越感」，而是制度常識：迴避不計入，惡意缺席與封殺才是問題

林志潔的反駁之所以有力，不在於哪一方口才更好，而在於她把問題拉回制度基礎：迴避是正當、可預期的程序安排，通常不計入總額；但「非迴避卻讓制度長期不足」則是制度設計未預期的例外狀態，若法律無明文，就應回到一般會議運作原理處理。會議規範的精神是避免少數人用缺席癱瘓機關運作；連續流會後以較低門檻開會，是為了防止機關被惡意卡死。

把這原理放到憲法法庭，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民主防衛邏輯：不能讓「不來」變成「否決」，不能讓「拖延」變成「封印」，不能讓「卡人數」變成「卡憲法」。如果任何機關都能被少數人透過缺席或封殺癱瘓，那麼台灣的制度就會被最不負責任的政治操作綁架。林志潔談的其實是「制度不能被惡意行為綁架」的原則；而黃國昌談的，卻是「制度就該被卡死」的結果。兩者差異非常清楚。

四、黃國昌的真正目的：不是守門檻，而是攻擊大法官正當性，延伸民眾黨「反司法」的政治戰線

黃國昌近年的政治操作常見一條固定路線：凡是司法或憲政機關不符合民眾黨敘事，就先質疑程序、再質疑資格、最後把結論貼上政治標籤，讓支持者只需相信「都是某某勢力操控」。在憲法訴訟法事件上，民眾黨先用爭議修法提高門檻、造成空轉，再在憲法法庭判決違憲後，轉而宣稱「人數不足所以判決是廢紙」。這套手法一旦成功，等於把憲法法庭拖進政治泥潭：不管法庭怎麼做，都會被指控不正當；而只要能削弱法庭正當性，就能替民眾黨日後推更多粗暴立法或政治攻防鋪路。

這就是典型的「先破壞機關運作，再指控機關失能」：先把人數搞到不足，再說不足就不能判；先用政治封殺造成空轉，再說空轉證明制度有問題；先把制度推入困境，再說困境證明裁判無效。這不是法律論證，是政治算計。

五、把台灣拖回「制度犬儒」的深淵：民眾黨最危險的不是反對政府，而是反對民主程序本身

台灣民主最珍貴的地方，不在於永遠一致，而在於能在競爭中維持制度運作。不同政黨可以對政策大吵，可以對施政尖銳監督，但不能把憲政救濟機制拿來當政黨鬥爭工具。因為憲法法庭保障的不只是執政者的權力，而是人民的權利；憲法法庭審查的也不只是政府作為，而包含立法院自己是否踩線。當民眾黨選擇用程序突襲、用封殺癱瘓、用類比錯置、用輿論攻擊去削弱憲法法庭，受害的最終不是某個政黨，而是所有人民未來遇到違憲侵害時，是否還有一條救濟道路。

更現實地說，在2025的台灣，外部威權勢力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台灣社會對制度失去信任：只要人民開始相信「司法都沒用」「大法官都是政治工具」「憲法法庭判決都是廢紙」，那麼民主防線就會從內部鬆動。黃國昌拿美國判例開轟，看似在談法治，實際上卻在把台灣推向制度犬儒：不讓人民相信憲法法庭能做出有效裁判，不讓社會承認憲政糾錯的必要性。這對台灣是高風險訊號。

六、真正的「同國比較重要」在這裡：國會可以競爭，但不能封印憲法；政黨可以反對，但不能癱瘓司法

台灣要捍衛民主，不是要求在野黨閉嘴，而是要求在野黨守住底線：提案要公開、理由要交代、討論要充分、制度要能運作。民眾黨在憲法訴訟法修法中的手法被批評為黑箱與突襲，後續又以錯誤類比攻擊憲法法庭的正當性，這不只是政治攻防，而是對民主審議文化的破壞。黃國昌若真要談「法令不應浮動」，就應先回答：為何支持或推動會造成空轉的門檻設計？為何面對提名封殺不願承擔政治責任？為何用美國偶發迴避的個案去偷換台灣政治癱瘓的結構問題？為何把人民憲法救濟權當成政黨宣傳的籌碼？

這些問題若不回答，任何高舉「權威判例」的姿態，都只是把權威當舞台道具，而不是把法治當公共承諾。

結語必須說得更直接：黃國昌的論述失當，不是因為不懂美國，而是因為太懂政治。正因為太懂政治，所以選擇一個看似高大上的外國例子，去包裝一個對台灣不利的結論；正因為太懂輿論，所以把複雜制度問題簡化成「人數不夠就不能判」的口號；正因為太懂動員，所以把憲法法庭的自我修復說成「掏空憲法」，試圖讓支持者只記得憤怒而忘記脈絡。台灣社會要警惕的，正是這種把民主制度變成政治武器的手法。

台灣需要的是能讓憲政機關正常運作的政治文化，不是能用封殺與黑箱讓憲政停擺的算計；需要的是願意在國會內負責任討論的政治人物，不是用錯誤類比攻擊司法正當性的動員者。當林志潔指出「美國大法官人數足夠、台灣是惡意封殺造成空轉」時，其實是在替台灣守住一條最基本的民主常識：制度不能被惡意癱瘓，憲法不能被政黨封印，人民的救濟權不能被政治算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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