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元首苏丹依布拉欣在国会强调不接受马来文就别留在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会不会把马来文与历史科变成统考入学的硬门槛?【刘有发讲政治】
Автор: 刘有发讲政治
Загружено: 202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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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刘有发。
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国家元首苏丹依布拉欣,
在国会开幕施政御词里,
讲了一句很重的话。
他的意思大概是,
如果有人不接受马来文,
那就最好别住在马来西亚。
这句话一出,
很多马来西亚华人,
第一反应不是辩论,
而是心里发冷。
因为这不是普通政客放话,
这是国家最高象征,
在最正式的场合,
把语言和留下来,
直接绑在一起。
更关键的是,
这句话不是孤零零出现。
它放在一整段关于教育的谕示里。
元首强调国家教育制度,
必须继续被强化,
因为它关系到国家民族建构、
国家认同与未来。
他也强调,
如果政府要引入新的教育系统,
必须符合国家教育政策,
并且以马来文作为主要教学语言。
他再进一步说,
任何要被认可的其他教育体系,
也必须把马来文,
以及马来西亚历史,
当成核心学习内容。
然后才落到那句,
不接受马来文就别住这里。
华社害怕的点,
往往不在一句话本身,
而在这句话背后的逻辑。
它把马来文从国语,
推成一种忠诚测试。
它把历史课从学科,
推成一种身份认证。
它把教育政策从治理工具,
推成一种筛选机制。
最后的结果就是,
一部分人听到的是团结,
另一部分人听到的是驱逐。
有人会说,
元首讲的是不接受,
不是不会讲。
是的,
后来就出现一个更刺痛的插曲。
有中文报道标题,
把不接受写成不懂。
这一字之差,
把政治立场的问题,
变成能力与出身的问题。
对华社来说,
不懂马来文这四个字,
像是在说你不配当国民。
结果事情迅速升级,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介入调查,
理由是内容可能引发混淆、
引发公众不安、
影响社会和谐。
同一时间,
各方也提醒公众,
不要发表过激言论,
要尊重王室机构,
要让法律程序走完。
请注意这条线怎么拉。
先是一句关于马来文的谕示,
再是媒体翻译争议,
再是执法机构启动调查。
从御词到执法,
从语言到法律风险,
这个速度本身,
就会让很多华人更紧张。
因为它传递的信号是,
语言议题不只是文化议题,
它随时可以变成政治案件,
甚至变成秩序问题。
而华社为什么特别敏感。
因为马来西亚华人,
在语言与教育这条战线上,
吃过太多次亏,
也见过太多次风向。
马来文当然是国语,
这是宪制框架的一部分。
但联邦宪法第一百五十二条,
同时写得很清楚,
在非官方用途上,
任何人都不应被禁止
使用、教授、学习其他语言,
政府也有权维护
其他族群语言的使用与学习。
这意味着,
马来文是国家语言,
不等于其他语言是外来威胁。
多语并存不是漏洞,
而是这个国家成立以来,
被写进制度的共识。
再看教育制度。
教育法令对白话写得更直白,
华文小学在国家教育体系内,
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
同时把马来文与英文,
列为必修科目。
换句话说,
华小不是不教马来文,
华小从制度上就被要求教马来文。
华社长期最委屈的一点,
就在这里。
很多华人从小在华小读书,
马来文考试一样要过,
升学就业一样要用,
日常生活更离不开。
可是在政治叙事里,
华校却经常被描绘成
不愿融入、不肯接受、
甚至是威胁国家认同。
近年还有一项重要判例背景,
社会也不应假装不存在。
挑战华淡小合法性的诉讼,
最终没有走到推翻那一步,
维持了上诉庭的判断,
也就是华淡小使用母语为媒介,
并不违反宪制安排。
这说明一件事,
华教并不是制度外的叛逆,
它是制度内长期存在的现实。
也正因如此,
当国家元首把不接受马来文,
直接连到别住在马来西亚,
华社听到的不只是训诫,
而是对既有共存结构的震荡。
接下来谈前因后果。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点,
御词把教育和马来文讲得这么硬。
一个很现实的背景是,
独中统考承认争议,
又在公共空间升温。
联邦层面长期不承认统考,
独中毕业生进公立大学,
往往必须依靠另一套路径。
与此同时,
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
在统考议题上走出另一条路。
砂拉越多年前就认可统考,
用于进入州属机构、
州属学院与部分公共岗位,
并且附带条件,
例如必须具备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的马来文资格。
砂拉越甚至推出州属免费高等教育计划,
把持统考文凭者纳入受惠范围。
这说明,
统考不必然等于削弱马来文,
关键在制度如何设计门槛,
以及国家是否愿意承认多元路径。
就在元首御词之后,
联邦政府也在教育蓝图的讨论中,
把方向说得更明。
首相安华提出,
无论是哪一种教育体系,
包括国际学校、宗教学校、
以及提供统考路线的学校,
马来文与历史科,
都必须符合国家要求。
高等教育部长赞比里也说,
统考问题不会被单独看待,
政府要把所有不在国家课程体系内的
教育系统一起纳入检视,
先满足马来文与历史科的基本条件,
才谈公立大学入学等更大的决定。
把这些放回元首御词去看,
就会发现前因后果连成一条线。
元首把马来文与历史科定为核心,
政府随后把它操作成政策语言,
再把它延伸到
所有教育体系的准入条件。
对马来社会而言,
这是强化共同底线。
对华社而言,
这更像是一种重新划线。
而华社最担心的,
恰恰不是马来文这门语言,
而是马来文被政治化后的功能。
语言从沟通工具变成忠诚测谎,
历史从学习对象变成身份审查,
教育从育才机制变成同化通道。
这就是华社所谓最害怕的地方。
接下来讲影响。
先讲心理层面。
当国家最高象征说出
不接受马来文就别住这里,
很多华人会本能地问一句,
那我到底算不算这里的人。
因为华人交税、当兵、投票、
创业、就业、养家,
生活的每一寸都在这块土地上。
可是一句话就能把归属感切开,
这会让一部分人更沉默,
一部分人更焦虑,
也会让一部分年轻人更冷感,
把国家当成一份随时可被收回的许可证。
再讲教育层面。
华小首当其冲的压力,
往往不是被明文关闭,
而是被不断加码框架。
当政策语境不断强调
马来文必须是主要教学语言,
就会有人借势提出
华小的母语媒介应被削弱,
或华小应被进一步国民化。
同时,
当历史课被强调为国家认同核心,
华社也会担心,
历史叙事会不会越来越单一,
会不会把多元贡献写得更淡,
甚至把一些族群经验边缘化。
华社害怕的从来不是学历史,
而是被规定只能学一种历史。
独中与统考受到的影响更直接。
如果未来公立大学入学,
把马来文与历史科资格,
当成所有体系的硬条件,
独中学生为了升学,
就必须更依赖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的那套框架。
有人会说,
许多独中生本来就报考。
但制度上的差别在于,
原本是选择,
未来可能变成必经之路。
当必经之路被官方掌握,
统考的价值就更像附加品,
独中教育的自主性,
也更容易被压缩到边缘。
再讲日常生活层面,
也就是华文招牌与招牌灯箱。
很多人以为,
中文招牌争议只是文化摩擦,
其实背后是一套地方行政逻辑。
以联邦直辖区为例,
早就有广告条例与地方政府框架,
要求商业招牌必须优先展示马来文,
马来文字体要更突出,
招牌也需经过语文机构审定。
在其他州属,
地方政府同样有各自的广告小条例,
对字体、位置、审批、灯箱尺寸
都有不同要求。
近年也发生过执法行动,
拆除不符合规格的招牌灯箱,
或把未经批准的中文路牌更换为双语,
并强调马来文字体要更大。
这些规定的存在,
并不等于要消灭华文。
但当政治风向把语言当成忠诚标准,
原本可以用行政方式沟通的事,
就会更容易被做成示范执法。
商家会担心一句话说错,
招牌会被放大检视。
华社会担心,
今天是招牌字体,
明天就轮到学校校名、
校训、活动布条,
甚至是校园里的文化符号。
这种连锁想象,
才是真正的社会压力。
现在回到华社关心的上中下三策。
如果把华社可能出现的应对路径
粗略分成三种层次,
上策不是对抗语言,
而是把议题拉回制度与现实。
上策的核心是双轨并存,
马来文作为共同生活的公共语言,
继续被承认、被使用、被掌握,
同时华文教育作为母语体系,
被清楚界定为宪制保障下的文化资产,
不是妥协品,也不是特权。
在这个框架里,
华小教好马来文不需要自证忠诚,
独中学习马来文与历史科
也不应被描述为投降,
因为那本来就是
一个多元国家可以做得到的平衡。
上策真正要处理的,
是把马来文从政治武器,
重新放回公共工具的位置。
中策则更像现实的求稳路线。
也就是在政策与执法压力下,
尽量以最低摩擦维持空间。
学校方面,
更强调与国家考试的衔接,
更强调马来文与历史科的达标,
以换取升学与制度承认的通道。
商家方面,
更严格遵守地方政府招牌条例,
确保马来文位置与字体符合要求,
招牌灯箱手续齐全,
避免被点名成为案例。
这种中策的好处是,
短期风险较低,
空间较可控。
但它也有代价,
因为越求稳,
越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把底线往后退,
把自我审查当成常态,
把文化表达当成风险管理。
下策则是最令人难过的一种。
下策不是某一个具体动作,
而是一种集体心理的撤退。
有人选择沉默,
有人选择彻底同化,
有人选择把母语当成家里用就好,
也有人把元首那句话听成
那就真的离开吧。
一旦越来越多人走向下策,
华社的公共能量会被抽空,
华文教育的社会支撑会变薄,
人才与资本会加速外流,
而多元社会最珍贵的信任,
也会被消磨得更快。
最讽刺的是,
当下策扩散,
它反而会被一些人拿来证明,
看吧,这就是不够认同国家。
这样一个循环,
才是国家真正的损失。
所以回到核心问题。
华人害怕的不是马来文,
而是被要求只能用一种方式
证明自己是马来西亚人。
华人害怕的不是历史课,
而是被要求只能接受一种叙事,
才能换来平等的资格。
华人害怕的也不是元首一句话,
而是这句话被政策化、
被执法化、被社会化之后,
变成一套可以随时启动的筛选器。
马来西亚如果要强,
靠的不是把不同语言的人赶走,
而是让每一种语言的国民,
都愿意把未来押在这里。
当国家最高象征用最重的话,
去谈最敏感的语言与教育,
社会需要的不是彼此指控,
而是看清楚这句话的后座力。
它会把华文教育推向更大的不确定,
也会把多元社会推向更深的怀疑。
而怀疑一旦变成常态,
所谓团结就只剩口号,
所谓认同就只剩测验。
我是刘有发,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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