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与圣约神学如何对话？| 字面解经还是寓意解经？| 溥伟恩教授带你寻找神学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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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时代论者》作者：
溥伟恩（Vern Sheridan Poythress）出生于1946年，是美国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新约学者及护教学家，现任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教授。他在加州马德拉长大，早年展现出卓越的数学天赋。他最初在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教授数学，随后回应上帝的呼召，进入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深造，于1974年同时获得道学硕士（M.Div.）和护教学神学硕士（Th.M.）学位。之后，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并最终在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自1976年起，溥伟恩便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授新约课程。1981年，他在改革宗长老会福音会（现已并入美国长老会PCA）被按立为教导长老。他不仅在神学领域造诣深厚，还曾在1970年代初于国际暑期语言学院（SIL）系统学习语言学和圣经翻译，并在其后数个夏天担任该机构的语言学教师。这种横跨数学逻辑、系统神学和语言学的复合学术背景，使他在处理圣经释经学、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以及语言哲学问题时，具备了极其罕见的洞察力和严谨度。

溥伟恩一生著作等身，出版了大量关于科学的基督教哲学、神学方法论、时代论、圣经律法、释经学、圣经翻译以及《启示录》研究的专著。他的代表作除了《认识时代论者》之外，还包括《交响神学：多重视角的有效性》（Symphonic Theology）、《摩西律法中的基督阴影》（The Shadow of Christ in the Law of Moses）以及探讨科学与信仰的《救赎科学：以神为中心的方法》（Redeeming Science）。在学术之外，溥伟恩涉猎广泛，对科幻小说、计算机技术等也抱有浓厚兴趣。他于1983年与妻子黛安（Diane）结婚，育有两子。溥伟恩以其温和谦卑的学术态度、严谨的逻辑推理以及对圣经无误的坚定信仰，在当今福音派和改革宗神学界享有极高的盛誉。

《认识时代论者》金句：
如果亲爱的读者，你认为对方的立场很荒谬，我可以向你保证，处于那个立场的人也同样认为你的立场很荒谬。

在时代论与圣约神学的争论中，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对的……但我们应当努力探讨如何最好地与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沟通，并在真诚的范围内体恤他们。

如果你因为某个神学系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就认为它必定是真理，那你要知道，在一个错误的系统保护伞下，依然相对容易地将一切强行协调起来。

那些处于显赫位置的强硬派时代论者如果错了，他们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使自己和别人错失了本该从圣经许多部分中得到的属灵滋养。

在基督降世成肉身之前，救赎必然带有部分、阴影和“不充分”的特征，因为它必须是指向未来的，而不是将终极的满足感定位在自身之中。

正如全人类在肉身中借着亚当联合为一个整体，新人类也藉着圣灵在基督的领导下联合为一个新的整体。

以色列与教会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历史性的，即基督复活前与复活后的区别，而不是形而上学中属天与属地的截然二分。

我们绝不能将天堂仅仅理解为一种静态的“他者”，而应将其视为能够改变并更新整个宇宙的动力源泉。

旧约的听众能够充分理解先知所说的话，从而在他们的时代获得属灵的滋养和鼓励，但他们不必像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看到应验后那样，理解得如此精确和全面。

我们不应过度简化新约关于恩典的教导，并将其等同于反律法主义；简单地将旧约中每一个关于顺服的教导都贴上与恩典对立的“律法”标签，是极其简化的做法。

真正的羊之所以安全，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神学争论的精确答案，而是因为他们在基督的看顾之下。

当我们以错误的方式寻求神学上的安全感时，这会影响我们帮助别人的能力；我们可能会养成攻击对手以证明自己正确的习惯，或者因为害怕被发现不足而退缩。

句子的含义绝不是其组成单词含义的机械叠加；上下文、语法和历史背景都在告诉读者这些词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传达深层意义的。

“浅白意义”在实践中太容易退化为：透过时代论（或任何读者自身的）神学框架去看待经文时，读者脑海中自动浮现出的那个意思。

上帝在旧约中伴随着以色列人，但这种同在与耶稣基督降临时的那种同在相比，依然是初步的和如影随形的。

末世就是上帝的荣耀在地上彰显的时代；曾经局限在天堂或圣所内的上帝荣耀，在末世将亲自降临并更新整个受造界。

无论上帝有多少应许，它们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因此，信徒在与基督的联合中，承受了祂所承受的一切。

认为外邦信徒只继承属天的福分，而犹太信徒才继承属地的物质福分，这实际上是把犹太基督徒从他们对属天产业的继承中剥夺了出去。

由于旧约的启示本身就包含着指向终极实体的预表特征，我们对预言的语法-历史解经就必须将这种预表性和象征性深度考虑在内。

与基督的联合是一个有机的关系，它紧密地将救赎与全体子民的合一编织在一起；你不可能在与基督联合得救的同时，却不属于那个单一的、合一的上帝子民群体。

《认识时代论者》问答：
为什么“时代论者”这个称呼在界定该神学运动时其实是不准确的？
真正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救赎历史有不同的“时代”（几乎所有神学都承认这一点），而在于经典时代论独特地主张以色列和教会是两批互不相干的子民，且拥有平行的两种命运，因此用“双重命运论”或“达秘主义”来描述其实更为贴切。

约翰·达秘在确立时代论教会观时，其最深层的神学和个人经历动机是什么？
达秘在养伤期间深刻体会到了信徒与基督在天上联合的恩典，这种对纯粹恩典和属天地位的极致推崇，加上他对当时腐败的可见教会的极度失望，促使他断言真正的教会完全是属天的，必须与属地的以色列历史及律法彻底切割。

司可福在解释旧约历史和旧约预言时，存在怎样明显的双重标准？
司可福允许对旧约历史事件进行灵意或寓意解释，以找出对教会的属灵意义；但他却坚持对旧约预言必须采取“绝对的字面解经”，不允许预言在教会中有任何属灵的应验，这种设定主要是为了维护他预设的以色列与教会的二元对立。

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型”时代论者与“强硬派”时代论者有何区别？
应用型时代论者在日常灵修和牧养中，会自然地将旧约预言和《登山宝训》应用于基督徒自身；而强硬派则严格“按正意分解”，认为这些是属于千禧年或犹太人的律法，从而剥夺了基督徒从这些经文中获取属灵营养的机会。

圣约神学如何解释救赎历史中不同时代之间的连贯性与差异性？
圣约神学认为不同时代就像一颗种子的生长，从发芽到结果，生命（恩典之约）是统一和连贯的；但不同生长阶段（如旧约的影子和新约的实体）的形态又是高度不同且不连续的，这种有机的发展是由代表全人类的元首基督所统领的。

时代论的流行背后，反映了现代信徒怎样的心理和社会需求？
面对现代科学的冲击和神学自由主义的主观化威胁，信徒极其渴望确定性，时代论通过强调极度精确的“浅白字面意义”以及对国际时局的预言对号入座，为信徒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安全感和绝对客观的错觉。

《哥林多前书》15章中的“号筒末次吹响”，给灾前被提理论带来了怎样的释经挑战？
如果这真的是“末次”吹响的号筒，它理应是时间线上的最后一次；但灾前被提理论认为这只是为教会吹响的号角，七年大灾难后基督公开降临时还有一次为以色列招聚的号角，这种解释违背了他们自己所主张的最直观的“字面解经”原则。

作者所批判的“扁平化解经”为何无法真正理解圣经预言？
扁平化解经只承认最表层和最明显的字面意思，它剥夺了圣经文本中蕴含的诗意、双关语、丰富的历史象征以及深邃的隐喻，它把圣经当成干瘪的技术说明书，而忽略了人类语言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灵活性和深层联想。

古代以色列人作为“祭司的国度”，这一身份如何影响他们对未来预言的理解？
以色列本身的国家体制、圣殿和祭司制度都是仿造天上真实样式的“预表”，既然他们当下的存在就充满指向性，当先知预言末世时，敬虔的以色列人会明白这些预言包含着将物质预表转化为属天实体的深层意义，而非仅仅是维持现状的物理重建。

如果旧约的历史事件包含预表，为什么这对严格的时代论预言解释构成了挑战？
如果语法-历史解经允许在旧约历史中看到指向基督和教会的预表，那么同样的解经原则应用于旧约预言时，也必然会发现预言中同样带有指向教会的预表和深层属灵含义，这就打破了时代论严禁将旧约预言应用于教会的底线。

《希伯来书》12章中提到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如何证明旧约应许已经在教会中初步应验？
经文明确指出，新约的外邦和犹太信徒都已经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而这正是亚伯拉罕一生翘首期盼的应许之地；既然新约信徒正在经历亚伯拉罕所期盼的终极实体，就说明教会确实继承并正在体验旧约应许的应验。

《启示录》中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异象，如何打破了时代论中“属天”与“属地”的永恒隔离？
在终极的启示中，新耶路撒冷是从天上降到新地上的，天与地、属天的教会与属地的应许在物质和属灵被完全更新的宇宙中融合为一，这意味着上帝只有单一的子民在同一个更新的创造中同享永恒的基业。

根据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的论述，外邦人如何合法地继承赐给以色列的应许？
所有的应许最初都是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那一个后裔”（即基督）的；外邦人一旦藉着信心与基督联合，就披戴了基督，从而在属灵和立约的合法性上完全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有资格与犹太信徒毫无分别地承受一切应许。

如果在未来的国度中，相信的犹太人享有将外邦信徒排除在外的独特宗教特权，这为何会违背福音的本质？
与基督的联合是得着一切属灵和国度福分的唯一基础；如果在基督里，外邦信徒依然被排斥在某些特定的国度特权之外，这就暗示基督的救赎不足以带来完全的合一与身份平等，从而退回到了保罗极力反对的因血统或肉体夸口的律法主义错误中。

《认识时代论者》例证：
约翰·尼尔森·达秘（John Nelson Darby）在病榻上的属灵觉醒
这是全书最具情感张力的历史例证之一。达秘是经典时代论的创始人，他在年轻时曾经历了长达六七年之久的严厉律法主义的属灵挣扎，内心充满了对自身罪恶的疲惫与定罪感。在一次因为腿部受伤而被迫长时间独处和卧床休养的时期，达秘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内心交战，最终圣经的话语在他心中取得了完全的统领地位。他突然深刻地理解了《以弗所书》2章6节的真理——他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达秘在书信中动情地写道，当他明白自己与天上的基督完全联合，他在神面前的地位已经由基督亲自代表时，那个在律法要求下挣扎了七年的“可怜的我”就彻底粉碎了。他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纯粹的恩典与属天的平安。

然而，正是这种极其美丽和感人的对“纯粹恩典”和“属天联合”的经历，成为了他建立时代论的基石。因为他随后将这种彻底的恩典体验与当时腐败的英国国教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真正的教会必定是纯粹属天的，必须与任何沾染律法、属地特征的事物（包括以色列）彻底决裂。溥伟恩引用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不是为了嘲笑时代论，而是带着极大的同理心告诉读者：时代论那种将教会与以色列、属天与属地截然分开的教义，其最深层的根源是对基督无与伦比的爱、对纯粹恩典的护卫以及对教会圣洁的渴望。这个故事极为动人地展示了，即使是带有偏差的神学体系，其出发点也往往是一位敬虔圣徒在痛苦中被神恩典触摸的真实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