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 《安娜·卡列尼娜》：文壇泰斗托爾斯泰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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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泰斗托爾斯泰代表作，“不幸的家庭”如何各不相同？
聽書筆記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是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話，它的出處，正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安娜·卡列尼娜》。這是一部探討19世紀俄國家庭和社會的小說，書中的主人公安娜和列文在動盪時代的心靈掙扎，一百多年來引發無數讀者共鳴。小說作者列夫·托爾斯泰，可以說是俄國文學史上的泰斗級人物，他的名字，永遠與書籍和思想聯繫在一起。在圖書館，人們常常會這樣問管理員：“給我一本好書，托爾斯泰式的！”而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最能體現其思想和才華的，當屬我們這部《安娜·卡列尼娜》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說，“當代歐洲文學中，沒有一部可以與《安娜·卡列尼娜》相媲美的”。
小說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有原型嗎？
這部小說構思於1870年，2月的一天，托爾斯泰突然興致勃勃地對妻子說，我要寫一個墮落的貴婦人的故事，我要把她寫成一個可憐而無罪的人。這就是作家最初關於《安娜·卡列尼娜》的構思。他選取了領近莊園一個叫安娜的風流女人作爲原型，這個女人後來臥軌自殺，托爾斯泰目睹這一場面，受到很大的震動。兩年後，他開始動筆，但是隨着他對社會觀察的不斷深入，他的構思也不斷變化，安娜的形象不斷更新、豐滿，後來還加入了列文這一條線，他前後對這本書進行了十二次精心修改，據說廢棄的手稿堆起來就有一米多高。五年之後的1877年，小說終於出版了。
托爾斯泰曾說，《安娜》是自己的“第一部真正的長篇小說”。小說的很多情節，取材於他自己的生活經驗。托爾斯泰從小接受貴族教育，閱讀了大量書籍，18歲時，托爾斯泰從喀山大學退學，之後混跡莫斯科上流社會交際圈，甚至前往高加索從軍作戰，這些經歷，使他認識到了當時俄國社會各方面的現狀，也促進了他對真理和自身命運的探求，這一切，他都寫在了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
小說的兩條線索之間是什麼關係？
小說分爲兩條線索講述，第一條是以安娜爲主要人物，第二條是以列文爲主人公。小說中，這兩條線索是交錯講述的，共同融合在19世紀俄國歷史的大背景下。描寫安娜追求愛情的線索，展現了貴族上流社會的面貌；而敘述列文進行社會探索的線索，則反映了俄國農村的生活。這兩條線並行不悖，多角度描繪了俄國19世紀70年代的社會風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也被稱爲當時俄國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列文能深切感受到安娜的力量，兩位主人公正是由此產生了強烈的心理共鳴：他們都嚴肅地對待人生，勇敢地向前一步，按照自己的理想尋求新的生活道路。小說的這兩條情節線索，也在此形成了一種內在聯系。托爾斯泰在談到這部作品的結構時，也曾說：“我爲自己的建築藝術而感到自豪。這所建築物的聯結不是靠情節和人物之間的關係，而自有其內在的聯繫。”
爲什麼托爾斯泰用幸福家庭作爲小說開頭？
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爲了寫好一部作品，必須喜愛其中最基本的思想，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我就喜歡家庭的思想。”家庭的思想，就是這部小說的主要脈絡。托爾斯泰在小說開場寫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被廣爲傳頌，甚至被稱爲“安娜·卡列尼娜法則”，怎麼解釋呢？簡單來說，這個法則的意思是，一個幸福的家庭所具備的要素，一個都不能少，所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這些要素中少了任何一個，都會導致不幸福，所以不幸的家庭都會各自不同的原因。
那麼，托爾斯泰的家庭思想核心到底是什麼，或者說，在小說中，構成幸福家庭的要素都有哪些？我們可以簡單歸納爲三點：愛情、責任與社會。即，夫妻雙方首先要有情感和心靈的契合，其次要彼此爲家庭負責，最後要得到社會的承認，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如果從這三點來分析，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主人公的婚姻，最終以不幸收場了。
爲什麼說安娜是文學史上最具光彩的形象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安娜如果僅僅是要一段普通的婚外戀，尚且可以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但是，安娜要毫不隱諱地表達自己，她要追求真正的愛情，這無疑是向上流社會的秩序挑戰。此時，擺在安娜面前的有兩條路：或是向虛僞投降，與墮落的上流社會同流合污，在欺騙中生活；或是藐視一切陳規舊俗，公開大膽地去愛，不惜爲之作出任何犧牲。安娜選擇了後者。其實，安娜做的，只是很多人沒有勇氣做的。安娜的嫂子陶麗就說，“安娜不愛他的丈夫，這有什麼錯嗎？她需要生活。上帝賦予我們的心靈這種慾望。她不像我這樣逆來順受”。有一個貴婦人也說，“安娜做的，是所有人都偷偷摸摸幹過的事，而安娜卻不願意欺騙”。正是這種“不願意欺騙”，讓上流社會驅逐了安娜。
據說安娜的原型，是詩人普希金之女普希金娜。托爾斯泰和普希金娜只見過一面，當時普希金娜二十八歲，她的美貌和超凡脫俗的氣韻，給托爾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後他就依此塑造了安娜·卡列尼娜這個光彩照人的藝術形象。背棄自己的階層，逃脫自己的家庭，走向自殺之路，這些在安娜身上發生的事，正是托爾斯泰想做而未做的，因此，對於安娜這個形象，托爾斯泰是既讚歎，又恐懼。據說在終於寫完這部小說後，托爾斯泰簡直如釋重負地說，自己快要被折磨死了。
通過安娜，托爾斯泰如何展現俄國社會矛盾以及他的幸福觀？
安娜對幸福生活的渴望，是她性格中最核心的東西。這種渴望，與其宗教精神之間的矛盾，也在折磨着她的心靈。可以說，這也是托爾斯泰幸福觀的展現，從根本上說是東正教的幸福觀。對他們來說，對不幸的忍耐近乎崇拜，而得到幸福，反而會讓他們產生不安的罪惡感。與弗龍斯基相遇後，安娜在感到生命力釋放的同時，也時時覺得自己是有罪的；她同弗龍斯基私奔到國外時，她覺得自己“幸福得簡直不可饒恕”。此外，她幾乎每夜都會做着噩夢，夢見卡列寧和弗龍斯基，兩人都是她的丈夫，兩人都在愛撫她。她無數次從這個噩夢中驚醒，身心備受煎熬。她說，我知道我使得卡列寧痛苦，但是我也很痛苦，我做了壞事，因此，我不指望幸福，不指望離婚，我將忍受恥辱，忍受離開兒子的痛苦。她對兒子說：“愛你的父親，他比我好，比我仁慈，我對不起他。你長大了就會明白。”無論是她患產褥熱時，祈求卡列寧的“徹底寬恕”，還是臥軌自殺時，最後說的那一句“寬恕我吧”，都體現了安娜的心靈重負和精神矛盾。對生命力的渴求，和對宗教的虔誠，把安娜向兩個極端不斷拉扯，最終導致了她的死亡。
這種精神上的矛盾，也正是當時俄國社會矛盾的投影。1861年，俄國雖然已經完成農奴制改革，但是維持國家運轉的，仍是長達千年的宗教制度和專制體制。其實，在這種體制下，卡列寧的痛苦，也不亞於安娜。在托爾斯泰筆下，這個安娜口中的“官僚機器”，其實也有着豐富而矛盾的內心。他也無數次自問，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由官僚系統、宗法婚姻以及貴族體制構成的牢籠，讓他不無悲傷地認識到，高貴的社會地位給他帶來的，只是在虛假中做無用的痛苦掙扎，官場爾虞我詐，婚姻已經崩潰，他只能用道德和宗教來說服自己繼續。正如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所說：“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深深的兩極性和矛盾性。”
列文面對怎樣的心靈掙扎，如何獲得拯救？
同安娜與上流社會的決裂不同，列文在面對內心掙扎時，抓住了社會和宗教的救命稻草。
列文不同於一般貴族、不同於上流社會的生活理想，對於婚姻充滿了矛盾的看法。列文和吉娣各自恪守責任，也維持着貴族地主的婚姻，過着外表幸福的生活，但是兩人在精神上的無法同步，無法達到列文幸福婚姻的要求。
列文，最終還是要獨自面對他內心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是讓列文費盡心神的農業改革。他終日冥思苦想，力圖找出既能保住貴族地主利益，又能改變農民貧困狀況的兩全之策，但是他的“改革”，最終宣告失敗。農事改革失敗之後，哥哥尼古拉的死，又加重了列文內心的矛盾，他開始思索生死問題。一次，列文在打穀場幹活時，一位農民對列文說，人活着不是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是爲了靈魂，要服從真理，記住上帝。列文由此悟出了人生的意義：人類唯一的天職就是對上帝、對善的信仰，要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從生活本身尋找答案。而理智，只能用於生存競爭，滿足的只是慾望；只有心靈，才能拯救我，能讓我學會愛。列文的精神追求，他在追求道路上的痛苦，最後靠宗教得以緩解。
托爾斯泰如何探討這個世界和個人的最終命運？
安娜和列文，都曾嘗試在自己的生活中打破已有現狀，向前邁進一步，但最終失敗。小說主人公的命運，正是俄國社會與文化的現實隱喻，更是托爾斯泰的終極追問，即關於個人如何獲得拯救。雖然《安娜·卡列尼娜》被稱爲最偉大的社會問題小說，但是，我們可以從列文的覺悟和安娜的反叛中看出，這部小說從本質上是反理性、反社會的。
托爾斯泰的拯救，無關社會進步、革命理想、文化制度、知識和科學；這個拯救，在小說題記中已經展現，題記八個字，“伸冤在我，我必報應”，通過這句來自聖經的話，托爾斯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即人的靈魂法則是神祕的，誰也不可能充當最後的法官，任何人都沒有能力譴責安娜，只有上帝，或者說命運，才能懲罰她，才能讓她的靈魂得到拯救。只有上帝，才知道這個世界的全部祕密，以及人的最終命運。在此，托爾斯泰展現了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稱爲“世界上最偉大的祕密”，即這個世界和個人的最終命運。安娜曾經向丈夫卡列寧坦白說，我還是我，但是我身上還有另外一個我，我害怕她。安娜的靈魂被一分爲二了，她無法區分哪一個是真實的我，她絕望地選擇自殺；而列文，最後之所以放棄自殺，在於他感受到了上帝的旨意，即要在活着的時候拯救自己。托爾斯泰藉助安娜這個神祕的繆斯，觸及到這種人類心靈的神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托爾斯泰獲得了來自世界範圍內的盛讚，人們說，托爾斯泰具有如此令人震驚的力量，對他來說，人類心靈的世界已無奧祕可言。
解讀 | 知非
外國文學青年研究者
播音 | 娜娜
策劃編輯 | 周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