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督遇到恺撒 | 罗维：谁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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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乱天下的福音》作者：
C. 凯文·罗维（C. Kavin Rowe）是杜克大学神学院（Duke Divinity School）的新约教授，并担任负责教职事务的副院长。他是当代杰出的新约学者，以其深厚的神学造诣和对早期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互动的敏锐洞察而闻名。罗维拥有杜克大学的博士学位。

罗维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约神学、路加著作（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保罗书信以及早期基督教史。他致力于弥合历史批判研究与神学解释之间的鸿沟，主张在广阔的哲学和文化背景下阅读圣经文本。

除《搅乱天下的福音》（World Upside Down: Reading Acts in the Graeco-Roman Ag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外，他的代表作还包括《唯一的真生命：斯多葛学派与早期基督徒作为相互竞争的传统》（One True Life: The Stoics and Early Christians as Rival Traditions，2016年）以及《早期叙事基督论》（Early Narrative Christology）。他的著作屡获殊荣，《搅乱天下的福音》一书曾获得《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图书奖，被公认为重塑了使徒行传研究范式的里程碑之作。罗维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位关注教会实践的神学家，经常就信仰与文化、神学教育等议题发表演讲。

《搅乱天下的福音》金句：
路加并非在为基督教寻求在帝国中的合法地位，而是在通过叙事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涵盖了生命的方方面面。

宣认耶稣是主，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口号，它在罗马帝国的语境下，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政治宣言，意味着凯撒不再是终极的主宰。

如果福音没有触动现存的文化秩序，没有引发某种形式的骚乱或反弹，那么很可能是因为福音被稀释了。

教会不是要发动一场推翻罗马政府的政变，而是要发起一场更深层次的革命——一场关于真理、生命和效忠对象的革命。

在路司得，保罗撕裂衣裳的行动表明，基督教的一神论与异教的多神论之间不存在妥协的中间地带。

异教的宽容是一种假象，它建立在所有神明都服从于同一个帝国秩序的前提下；一旦遇到拒绝被同化的真理，宽容就变成了暴力。

基督徒在罗马法律上是无罪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无害的；对于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文化来说，真理永远是最大的威胁。

新文化，是的；政变，不是。（New culture, yes; coup, no.）这是路加政治神学的核心张力。

福音的传播具有不可避免的去稳定化力量，它会动摇那些依附于偶像崇拜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结构。

雅典人敬拜未识之神不是虔诚的表现，而是无知的证据；福音带来的不是补充，而是光照和悔改的呼召。

基督教不仅是关于灵魂得救的教义，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一种在公共领域可见的、独特的社群存在。

我们不需要掌握治术（statecraft）来建立上帝的国，因为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确立了祂的国度。

教会的普世性不是建立在罗马军团的征服之上，而是建立在上帝无差别的恩典之上，这彻底重绘了世界的地图。

那种认为可以将宗教信仰私有化、与公共政治生活隔离的观点，在路加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要期待冲突，这种冲突不是因为我们好斗，而是因为光照进黑暗时，黑暗必然会反抗。

基督徒被称为“第三族类”，这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实体的诞生，它超越了犹太人和希腊人的传统分类。

神学就是政治，因为对于这世界的真实本相和终极未来的宣告，必然决定了我们在当下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态度。

我们所侍奉的不是一位部落的神，而是创造天地的主；因此，我们的见证必须是普世的，涵盖所有文化和民族。

这世界本是颠倒的，充满了偶像和死亡；福音被称为“搅乱天下”，实际上是因为它正在将这个颠倒的世界重新扶正。

《搅乱天下的福音》问答：
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如何重新定义“政治”这一概念，这种定义与现代政治观念有何不同？ 路加并没有将政治局限于国家治理或法律制度，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涵盖生活所有方面的“文化构建”。与现代政治试图将宗教私有化不同，路加认为神学即政治，宣认耶稣为主直接决定了社群的公共生活方式和效忠对象，因此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

“搅乱天下”这一指控在书中既是诽谤又是事实，罗维如何解释这种双重性？ 这是一种讽刺性的真理。从罗马法律层面看，指控基督徒煽动叛乱是诽谤，因为他们不搞政变；但从深层文化层面看，这是事实，因为福音所宣扬的生活方式和真理确实在瓦解异教社会的根基（如偶像崇拜和经济结构），将被罪恶颠倒的世界重新翻转过来。

在路司得的事件中，保罗为何对被当作神明膜拜反应如此激烈，这反映了怎样的神学冲突？ 保罗的激烈反应反映了基督教一神论与异教多神论的根本冲突。异教习惯于模糊神与人的界限并将人神化，而基督教坚持造物主与受造物的绝对区别。保罗拒绝被神化不仅是谦卑，更是为了摧毁异教的偶像崇拜体系，宣告只有一位创造万物的活神。

罗维认为异教社会的“宽容”是一种假象，其依据是什么？ 异教的宽容仅限于那些愿意接受其“万神殿”游戏规则的信仰。一旦基督教坚持排他性的真理（即只有耶稣是主，其他神是虚假的）并拒绝参与异教献祭，这种宽容就立刻转化为暴力的排斥。因此，异教的宽容实际上是建立在维持既有文化秩序基础上的，并非真正的思想自由。

为什么路加一方面强调保罗在罗马法律上的无罪，另一方面又描述福音对帝国的威胁？ 这是路加精妙的政治神学：强调法律上的“无罪”是为了表明基督徒不是政治革命者（rejecting statecraft），不寻求推翻政府；描述福音的威胁是为了表明真理的排他性具有重塑文化的“去稳定化”力量。两者结合表明：教会顺服法律，但在真理上绝不妥协，这种张力正是教会改变世界的方式。

以弗所银匠底米丢的骚乱揭示了福音传播与社会经济之间怎样的关系？ 底米丢的骚乱揭示了宗教、文化与经济在古代世界是密不可分的。福音通过改变人的信仰（离弃偶像），直接导致了依附于偶像崇拜的经济产业（如制造神龛）的崩溃。这证明福音的传播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和社会后果，它会打破建立在虚假信仰之上的既得利益链条。

保罗在雅典亚略巴古的演讲是否意味着他试图融合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 并非如此。罗维认为保罗虽然引用了希腊诗人，但其目的是为了颠覆异教的认识论。他通过指出雅典人敬拜“未识之神”是无知的，并将他们的哲学纳入圣经的创造和审判框架中，宣告了异教哲学的破产，要求他们悔改。这是一种对抗性的对话，而非简单的融合。

“耶稣是主”（Kyrios）这一宣认在罗马帝国背景下具有怎样的颠覆性含义？ 在罗马帝国，“Kyrios”是凯撒的专用头衔，代表绝对的主权。基督徒宣认耶稣是Kyrios，意味着将终极的效忠从皇帝转移到了基督身上。这虽然不是直接的政治反叛，但在神学上剥夺了皇帝的神性，将其还原为凡人，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崇拜的根基。

罗维如何解释早期教会被称为“第三族类”（Third Race）的社会学意义？ 这意味着基督徒既不再是传统的犹太人（虽然源于犹太教），也绝非外邦异教徒。他们通过独特的聚集（Ekklesia）、圣礼和生活方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身份。这种超越血缘和地缘的新群体存在本身，就是对当时基于种族和阶级的社会秩序的挑战。

为什么说《使徒行传》不仅仅是历史记录，更是一部“文化构建”的文献？ 因为路加的叙事不仅仅是回顾过去，更是为了塑造读者的现实。他通过讲述教会如何在圣灵带领下突破旧的界限、建立新的生活模式，旨在教导信徒如何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活出一种全新的、涵盖伦理、经济和社群关系的“基督教文化”。

保罗在腓立比赶出使女身上的巫鬼，为何被指控为“骚乱”，其实质是什么？ 表面指控是骚乱，实质是切断了剥削的经济来源。使女的主人们利用她的巫术敛财，福音释放了被奴役的人，却损害了压迫者的利益。这表明基督教的公义必然会与依靠罪恶建立的经济体系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常被既得利益者伪装成政治问题来攻击教会。

罗维所谓的“实践神学知识”指的是什么？ 指神学真理不仅仅是头脑中的教义，更必须通过具体的生活实践体现出来。例如，相信耶稣是主，就必须体现在不拜偶像、跨越种族界限的团契生活以及凡物公用的经济实践中。这种“活出来的真理”才是让异教世界感到震惊并产生改变力量的源泉。

书中提到的“碰撞”（Collision）是否意味着基督教必须始终采取对抗姿态？ “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非刻意追求的姿态。只要教会忠实地活出福音真理，就必然会与建立在偶像和暴力之上的世界秩序发生碰撞。这种对抗是真理与谬误、光与暗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但教会的反应应当是见证和受苦，而非施加暴力。

路加如何通过叙事处理犹太人与外邦人在新群体中的关系？ 路加展示了福音如何拆毁了隔断的墙。虽然保罗总是先向犹太人传道，但神的主权恩典（如哥尼流事件）迫使教会承认外邦人也是神子民的一部分。这种跨越千年来深重隔阂的合一，是新文化最有力的见证，证明了耶稣的主权超越一切人类的文化藩篱。

对于当代教会而言，《使徒行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最大的启示是教会不应在“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避世主义”之间做选择。教会应当成为一个“山上之城”，通过忠实地活出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Alternative Pattern of Life），向世界展示上帝国的真实性。这种存在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它宣告了现世权力的暂时性和上帝主权的终极性。

《搅乱天下的福音》摘要：
罗维在本书中对《使徒行传》提出了极具颠覆性的解读。他首先挑战近三百年来新约学界的主流观点，即将《使徒行传》视为一部向罗马帝国“政治辩护”的文本，认为路加的目的在于证明基督教对帝国无害。罗维指出，这种将基督教理解为“顺从”或“革命”的二元阅读范式，根本误读了路加的神学意图。

罗维的核心主张是：路加并非试图在罗马政治秩序中为基督教争取合法空间，而是在宣告一种全新的现实与文化。这种文化植根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对路加而言，不存在一个脱离神学的中性“政治领域”。宣认“耶稣是主”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政治性的神学行动，因为它重新定义了权力、忠诚与世界秩序。《使徒行传》17章“搅乱天下”的指控，恰恰揭示了福音的本质：它确实具备动摇旧世界根基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一种与希腊—罗马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来实现。

随后，罗维通过分析保罗在路司得、腓立比、雅典和以弗所的经历，展示了基督教与异教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冲突并非源于误解，而是源于对“神圣身份”的根本分歧。无论是拒绝被当作神明敬拜、切断迷信经济链条，还是否定“人手所造即为神”的观念，福音都直接瓦解了异教世界的宗教与文化根基，表现出深刻的去稳定化力量。

面对这种颠覆性，路加却反复强调保罗在罗马法律体系中被判定为“无罪”。罗维指出，这并非为帝国背书，而是揭示基督教的独特位置：从法律技术层面看，基督徒并未构成叛乱；但从文化与终极忠诚的层面看，福音却真实地侵蚀着帝国的根基。基督徒拒绝的是“治术”——不靠掌控国家机器来实现上帝的国，却通过生命与见证改变世界。

在此基础上，罗维指出，教会通过三种实践具体活出了这个“颠倒的世界”：宣认耶稣为主、普世宣教，以及作为可见群体的基督徒聚集。这些实践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使教会成为一个既在世界之中、却不属世界的群体。

最终，罗维总结道，《使徒行传》宣告的真理不是抽象理念，而是塑造生命的现实。教会的政治使命不在于夺权，而在于忠实地活出福音，使世界看见那位真正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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