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志明主講「平埔族埔里大流亡─清代中部熟番的第二次集體出走」（字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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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陳儀深館長開場
03:38 演講開始—回顧中部平埔族第一次大出走
30:07 岸裡社內部分裂與派系對抗
41:53 第二次大出走背景：漢人豪強債主的不馴與橫暴
59:30 番業流失與遷移界外
1:22:52 漢人動亂與埔里入墾規模的擴大
1:46:15 界外土地利益的爭奪與重安排
1:54:31 埔里熟番人口結構的嬗變與利益衝突
2:13:04 結論—中部平埔族兩次大出走的原因及結果比較

專題名稱：平埔族埔里大流亡─清代中部熟番的第二次集體出走
主講人：柯志明（中央研究院院士）
時間：2025年6月5日（四）14:00～16:00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1段2號）
內容簡介：
本次演講探究道光三年至二十五年間（1823-1845）清代臺灣中部平埔族第二次集體出走埔里，說明它的成因、過程以及後果，並與嘉慶九年至十五年間（1804-1810）第一次集體出走噶瑪蘭做對照。
第一次出走噶瑪蘭以岸裡社內部階層分化致生的社主派／社眾派派系內鬥作為主因，加上阿里史社番漢流血衝突以及其他中部各熟番社貧困流離作為近因。攜械叛逃界外噶瑪蘭變成「生番」的中部各社熟番（屯番），在喪失對抗朱濆、蔡牽等海盜的作用後，狡兔死走狗烹，最終遭到清廷整肅而消亡於異地。
第二次出走埔里則以漢人豪強債剝典佔熟番田園以及武力脅迫作為主因。以鄰近埔里盆地部族為主（分屬福鼎金四大股、北大埔史荖榻九股、赤崁水尾蘆竹湳鐵砧山八股）的中部熟番採取共同分攤資本和人力，與當地埔社、眉社生番簽約入墾，按股分地。阿里昆族北投社、南投社、貓羅社、柴坑仔社等社是原占多數的先墾者，大肚溪以北巴則海族岸裡社群、道卡斯族崩山社群與巴布蘭族的大肚社、水裡社、貓霧捒則後來居上，十九世紀中以後並分成「南番」、「北番」互鬥。當地埔社、眉社生番則直到埔里納入版圖、設官治理以後，方得照額收取亢五租，以及取回保留的生番股田園收取地租。喪失界內田園的中部熟番為生計不得已越界進入埔里私墾，卻能記取噶瑪蘭前車之鑑，抗拒漢人混入，並且協助清廷對抗漢人叛亂，終得能在埔里納入界內設治之後保有辛苦墾成的田園。

演講紀要：
本場講座以中部平埔族「埔里大流亡」為核心，回溯中部熟番自噶瑪蘭之役後再次南遷的歷史路徑，並比較兩次出走的原因。
▌中部平埔族的第一次出走（1804年）
1804年（嘉慶九年），岸裡社的潘賢文、大宇、茅格等熟番領袖，因觸法懼捕，聯合阿里史、阿束、北投、大甲等多社熟番，千餘人集體出走，翻山進入東北部尚未設治的噶瑪蘭地區。這次出走並非一時逃難，而是攜眷遷徙，呈現出一種永久性定居的企圖。
由於熟番原負責清代邊區屯防任務，這樣的集體遷徙對官府而言，等於削弱了山地防衛的武力部署。因此，總兵愛新泰與臺灣道遇昌聯名致函岸裡社富豪潘進文，請求其協助阻止族人私自遷入界外，但未能奏效。
▌北上流亡與噶瑪蘭開墾
熟番社群途經竹塹九芎林(今新竹芎林)短暫停留，淡水廳同知胡應魁出面安撫，部分族人如潘福安選擇留下，但多數人仍由潘賢文帶領深入噶瑪蘭。他們在新地與泉州義首合作開墾，甚至在1807年協助官軍擊退海盜朱濆，展現平埔族的軍事能力與忠誠。
但形勢隨後急轉直下。因牽涉1810年的羅東分類械鬥事件，潘賢文與茅格遭官府判處死刑，並梟首示眾。其餘族人失去領導，熟番勢力隨之瓦解。羅東土地自此轉由漳人主導開發，熟番則成為邊緣者。
▌族群記憶與歷史扭曲
潘賢文與茅格雖有開墾與助戰之功，但最終成為犧牲者。羅東地方漢人因歉疚與瘟疫流行，於1820年在大眾爺廟（今羅東城隍廟）設立「羅東功德主」牌位祭祀二人。然而，後人碑文卻將他們描繪成因「過度親漢」而遭同族殺害的番酋，套用類似吳鳳的敘事模式。這種說法掩蓋了真實歷史中的官逼民反與制度性壓迫，使熟番的犧牲被曲解為「自作自受」。
▌內部裂解：岸裡社菁英的分裂與變質
第二次大出走的起點，並非源於外敵壓迫，而是熟番社群內部結構的崩解。岸裡社原由通事與社主合一治理，通事既是族人的對外代表，也是族內資源的調配者。然而隨著第一代總通事潘敦仔過世，其子潘士萬未能繼承通事職位，通事與社主角色自此分離，潘家仍掌控大量租額與土地，卻不承擔社務，開始將公租私有化。
這種「化公為私」的轉變使通事的資源被嚴重削弱，社政開支入不敷出，通事職位也逐漸淪為虛位。潘家由原本的族人代表轉變為操控財源的私利集團，從保護型菁英轉型為營利搾取型菁英，嚴重破壞社內信任。
▌通事制度的崩壞與派系對抗
潘士萬在失去通事職位後，保留了可觀的社產收益，使得接任通事無足夠租稅資源運作社政。新通事如潘輝光只得向社眾收取高額「抽租」，從最初的「一九抽」(10%)到後來的「二八抽」(20%)，造成社眾沉重負擔。社內不滿爆發，形成社主派與社眾派的對抗。
社眾派推翻潘輝光後，由潘明慈出任通事，抽租比例調降至「一九孔五抽」（15%），但依然難以維持社務運作。潘家依舊把持土地與租稅資源，卻回避公共責任。社群在政治上失去共識，經濟上則處於極度失衡的狀態。
▌第二次出走：遷往埔里的熟番流亡
當社政體制崩解、內鬥不斷、財政難繼，加上外來漢人豪強擴張土地、債務糾紛與分類械鬥激化，熟番社群已無法在原地生存。部分族人遂再度選擇遷徙，這一次，他們的方向是南投埔里。
埔里當時尚未被清廷正式納入官制，地處內山界外，相對安全、資源豐富。這片地理邊陲吸引了無力在平原維生的熟番社群──他們不是因征服，而是為了逃避壓迫、重新生活而來。
此次出走不像第一次那樣集中於一人領導、集體行動，而是呈現出多點分散、逐步移動的模式。部分熟番家族悄然舉家遷入埔里山區，開墾土地、建立聚落。也有一部分是在遭遇地方糾紛、械鬥事件後，被迫舉族南遷，尋求庇護之地。這場流亡的參與者不僅限於岸裡社，也包括阿里史社、阿束社及其他中部地區因失去產業、社會地位而無以為生的熟番。
進入埔里之後，熟番並未立即獲得安身立命之所。他們需面對生態環境的挑戰，重新劃分土地，並處理與原本居於該地的原住民族群之間的關係。然而，透過重組社會結構、建立聚落中心，埔里逐漸成為新的熟番據點，延續了中部平埔族的生命與文化脈絡。
這場出走的歷史雖較少被文獻記載，但在當地族人口述、後代地名與宗族祭祀活動中，仍可見其痕跡。埔里多處地名、庄頭習俗與血緣社群，至今仍保存著平埔熟番的文化元素，印證著這段低調卻深刻的歷史遷徙記憶。
▌結語：從邊緣行動到歷史失語
熟番的兩次大流亡──噶瑪蘭與埔里──前者為外部政治動盪所致，後者則由內部制度崩解引發。兩次出走共同展現出熟番社群在夾縫中求生的堅韌與行動力，也反映出清代國家體制下，平埔族作為中間群體如何在統治、代理與自存之間掙扎。
講師指出，這些歷史事件不僅關乎平埔族的遷徙與命運，更揭示族群如何在官僚體制與菁英結構中掙扎求存。從歷史的邊緣重構他們的故事，是我們今日理解臺灣族群發展與地方社會變遷的關鍵所在。